【学习调研】彭贵洋 | 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问题研究

一、研究背景与意义

（一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紧迫性

随着社会快速发展，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态势，受家庭监护缺失、社会不良环境影响，校园欺凌等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频发，涉罪未成年人若得不到及时救助与矫治，极易再次危害社会。另一方面，未成年人受害案件持续增多，网络诈骗、性侵等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层出不穷，给受害者身心造成不可逆伤害，这些受害未成年人在司法程序中亟需专业救助，否则可能陷入成长困境，司法救助已成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防线。

（二）制度价值

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制度具有鲜明的制度价值，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关键环节。其一，彰显“双向保护”原则，既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经济救助、心理辅导等支持，帮助其摆脱困境、恢复身心；也注重矫治涉罪未成年人，通过法治教育、职业技能培训等手段，引导其改过自新、回归社会，避免简单惩罚化处理。其二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未成年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，司法救助可确保其在司法过程中获得平等保护，不受家庭背景、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，让司法温度传递至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。其三，契合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理念，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出发，全方位保障其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保护权，为其创造良好成长环境，对社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

（一）理论基础

1. 国家亲权理论。国家亲权理论是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制度的核心责任根基，其核心要义的是：当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侵害，或监护人无法、拒不履行监护职责时，国家应以“最终监护人”身份履行保护责任。这一理论的产生源于社会结构变迁与家庭功能弱化，早期社会家庭对未成年人拥有绝对控制权，国家干预较少，随着工业化推进，监护不力、监护侵害等问题凸显，国家亲权理论应运而生，赋予国家介入未成年人保护的正当性与责任。

在司法救助实践中，国家亲权理论的指导作用具体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明确国家兜底责任，对于监护人经济困难、无力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医疗、生活的案件，国家需及时启动司法救助，提供资金支持，保障其基本需求；二是为监护干预提供依据，当监护人存在虐待、遗弃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时，国家可依法撤销其监护资格，指定合适监护人，并提供持续帮扶，彰显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承诺。

2.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。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核心价值准则，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明确将其确立为缔约国保障儿童权益的基本原则，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刑事诉讼法》均吸纳这一理念并予以细化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1条、第54条分别从生活救助、司法保护角度，明确民政、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救助责任，要求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，提供法律援助、司法救助等全方位保护。

在司法救助实践中，该原则贯穿始终。办理未成年被害人案件时，司法机关不仅要惩治犯罪，更要全面考量未成年人身心创伤与后续需求，通过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阴霾，协调教育部门解决转学安置问题，结合家庭经济状况提供资金救助，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权益，助力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学习。

（二）制度框架

1. 法律依据。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制度依托多部法律法规构建，形成多层次支撑体系。《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》为检察机关开展救助工作提供具体指引，明确救助申请受理条件、流程、救助金发放标准及跟踪管理要求，确保救助工作规范有序，实现救助资源精准投放。
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从宏观层面构建全方位保护体系，涵盖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司法等多维度，明确各主体协同配合责任，鼓励学校、社会组织参与救助工作，拓宽救助渠道。《刑事诉讼法》通过特殊程序规定，为未成年人提供特别保障，对涉罪未成年人设立附条件不起诉、法律援助制度，为未成年被害人明确诉讼代理人委托权利，确保其诉讼权益得到充分维护，彰显司法人文温度。

2. 救助范围。未成年人司法救助范围覆盖各类困境未成年人群体，重点包括三类对象：一是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，此类群体因遭受犯罪直接侵害，身心创伤严重，部分家庭因支付医疗费用陷入经济困境，是救助工作的核心对象；二是因案致困未成年人，虽非直接被害人，但因案件导致家庭经济崩溃、监护缺失，面临辍学、无人照料等危机，需通过救助保障基本生活与受教育权；三是监护缺失儿童，因父母死亡、失踪或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，生活与成长缺乏保障，需通过监护指定、资金补贴等方式提供持续帮扶。

3. 救助内容。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内容多元，精准回应未成年人特殊需求。一是资金救助，作为最直接的救助方式，重点解决未成年人医疗、生活、教育等紧急资金缺口，保障其生命健康与基本生活；二是心理疏导，引入专业心理咨询、治疗团队，通过一对一辅导、专业心理技术，帮助未成年人缓解创伤、调整心态，避免长期心理阴影；三是转学安置，针对可能遭受二次伤害的未成年人，协同教育部门办理转学手续，为其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；四是监护权干预，对监护不当、监护缺失的情况，依法撤销原监护人资格，指定新监护人，同时通过临时庇护、生活补贴等方式，确保未成年人监护到位。

综上，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制度在理论支撑下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依据、救助范围与内容体系，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，但仍需结合实践不断优化。

三、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现状、创新与核心问题

（一）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现状与创新

1. 典型案例实践。实践中，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综合救助模式，取得良好成效。大连市某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案例中，检察机关针对遭受犯罪侵害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人，综合运用心理疏导、监护权变更、检察建议等手段，协调解决其教育、医疗保障问题，既解决当前困境，也为长远发展提供支持，彰显全面保护理念。

校园欺凌治理案例中，检察机关针对长期遭受欺凌、出现心理问题的未成年学生，一方面对施暴者开展法治教育与心理辅导，督促其道歉悔改；另一方面为受害者提供长期心理治疗，督促学校完善校园欺凌预防机制，联合教育、社区开展反欺凌宣传，形成多主体协同救助格局，为校园欺凌治理提供实践借鉴。

2. 制度创新举措。一是“督促监护令”制度是检察机关的重要创新，针对监护不力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遭受侵害的情况，检察机关向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，明确监护责任，并提供亲职教育指导，强化家庭监护作用，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权益侵害。二是“强制报告制度”有效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不及时的问题，明确教育、医疗、社区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及工作人员，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，必须立即报案，大幅提高案件发现率与报案率，为及时救助、遏制伤害扩大提供保障。

（二）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核心问题

1. 立法分散化，缺乏系统性。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救助规定散见于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刑事诉讼法》等多部法律法规，内容较为零散、笼统，缺乏统一、系统的专门规定。例如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侧重宏观保护原则，对救助具体程序、资金保障等细节涉及较少；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被害人救助规定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特殊需求，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缺乏统一操作指南，难以形成工作合力，影响救助规范性与实效性。

2. 资金保障不足，稳定性欠缺。资金短缺是制约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工作的重要瓶颈。一方面，地方财政支持缺位，多数地区未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资金专项列支，纳入一般性财政预算，导致资金供应紧张，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，心理辅导、教育资助等救助措施难以持续开展；另一方面，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临时性拨款，仅在重大敏感案件引发社会关注时，才会有专项拨款，无法满足日常救助的常态化需求，导致部分普通案件救助不及时、不连贯。

3. 程序滞后，缺乏前置保障。当前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启动多依附于诉讼环节，仅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才会考虑启动救助，存在明显滞后性。许多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，需等待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等漫长流程才能获得救助，在此期间，其生活困境、心理创伤无法得到及时缓解，错过最佳救助时机。同时，缺乏独立于诉讼程序的前置救助程序，面对未成年人紧急生活困境、心理危机等情况，司法机关难以快速、灵活采取救助措施，导致未成年人权益进一步受损。

4. 专业化缺失，救助质量不高。专业化人才短缺严重影响救助效果。心理干预方面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，人才输出不足，且现有人员分散，缺乏统一调配机制，基层司法机关尤其偏远地区，难以找到专业心理咨询师，心理救助难以落实。法律援助方面，专业人才不足，多数法律援助律师缺乏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经验与方法，且资源分配不均衡，经济欠发达地区未成年人获得高质量法律援助的机会较少，无法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
5. 社会协同不足，支持网络薄弱。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需要家庭、学校、社区等多方协同，但目前各主体参与度普遍不高。家庭层面，部分监护人因法律意识薄弱、经济压力等原因，不积极配合救助工作，无法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支持；学校层面，缺乏系统的应急处理与长期帮扶机制，仅能提供基础照顾，难以应对复杂救助问题；社区层面，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不足、重视程度不够，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收集、资源整合、临时安置等作用，导致司法救助社会支持网络存在明显漏洞。

四、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域外经验与启示

（一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域外经验

1. 日本：分级矫治与法律修订并重。日本少年司法以保护、矫治为核心理念，建立少年院分级矫治体系，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性质、心理状况、家庭背景等，分类采取矫治措施。对初次犯罪、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，侧重心理辅导、职业技能培训；对犯罪性质恶劣、有暴力倾向的未成年人，采取严格监管与针对性矫治，兼顾社会安全与未成年人悔改需求。同时，日本不断修订《少年法》，适应社会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新特点，降低部分情况下刑事责任年龄下限，增加心理评估、跟踪调查环节，实现惩治与保护的平衡。

2. 美国：少年法院与社区矫正结合。美国建立专门少年法院体系，专门处理涉未成年人案件，秉持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原则，结合未成年人成长环境、犯罪动机等，制定个性化处置方案。同时，社区矫正发挥重要作用，社区矫正机构与少年法院紧密配合，为非监禁刑未成年人提供监督指导、心理辅导、教育培训等帮扶，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实现矫治，减少监禁交叉感染风险，促进未成年人与社区融合，助力其回归社会。

3. 英国：专业机构统筹救助资源。英国由青少年司法委员会（YJB）统筹未成年人司法救助资源，整合政府、社会组织、专业机构等力量，构建全方位救助网络。YJB负责制定救助政策与标准，指导各地工作，评估救助效果，根据未成年人需求与风险等级，调配教育、心理、社区等救助资源。同时，注重社区合作，建立社区帮扶小组，鼓励居民参与未成年人监督引导，增强未成年人社区归属感，实现持续帮扶。

（二）域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

1. 构建“定罪-矫治-回归”分级处理机制。借鉴日、美、英分级处置理念，结合我国实际，构建“定罪-矫治-回归”分级处理机制。定罪阶段，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犯罪情节、主观恶性、悔罪表现，区分罪责等级，对情节轻微、初犯、偶犯的未成年人，适用非刑罚措施或轻刑；对犯罪严重的未成年人，依法定罪同时注重矫治可能性。矫治阶段，建立专门未成年人矫治机构，配备专业人员，提供心理治疗、行为矫正、文化教育、职业技能培训等个性化服务，同时加强社区协作，将适合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。回归阶段，建立跟踪帮扶机制，由政府、社会组织、社区共同提供就业、住房、社保等支持，防止再次犯罪，实现精准打击与有效救助的统一。

2. 强化非刑罚化措施应用。借鉴域外非刑罚化实践经验，进一步强化我国专门学校、观护基地等非刑罚化措施的应用。专门学校针对有不良行为、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，开设道德、法律、心理、职业技能等课程，纠正不良习惯，树立正确价值观。观护基地依托社区、企业等场所，为未成年人提供宽松矫治环境，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劳动实践、技能学习、心理辅导，结合社会力量提供就业、志愿陪伴等支持，减少监禁刑适用，降低交叉感染风险，充分发挥教育、救助功能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

作者：彭贵洋（山阳县人民检察院）

编辑：侯宜均

责编：雪 云

审核：姚启明